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的小城鎮建設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城鎮化由1949年的10.6%提高到2015年的56.1%。但同時我們也看到我國的城鎮化存在高速度，低質量問題：中國實際人口城鎮化率只有35%；全國2.6億農民工沒有市民化，他們的居住等生活條件很差，是所謂“半城市化”；中小城市發展緩慢，部分中小城市衰落，農村空心化嚴重等問題。
以現有成功試點縣、鄉鎮為例，探討有效解決之道，破解小城鎮發展的核心問題：
核心問題一：一紙薄薄的戶籍，農民與城市間難以逾越的鴻溝
以湖州市德清縣為例，探討戶籍制度改革問題：
作為浙江省首個獲省政府批復同意實施戶籍制度改革的試點縣，湖州德清從2013年9月30日起，開始突破城鄉二元體制壁壘的改革探索。
（一）“先確權、再戶改”
在取消戶籍劃分前，推進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農村宅基地使用權和農村集體資產收益分配權確權登記頒證工作，實行農民權益確權固化，逐步建立起“確權到人(戶)、權跟人(戶)走”的農村集體產權制度體系。已經確權到人(戶)的農村土地或山林的承包經營權、村經濟合作社(股份經濟合作社)中的集體資產收益分配權、宅基地使用權和房屋所有權均保持不變。
（二）“賦權增利、保障民生”
除了有與城鎮居民一樣的社會救助、住房保障、基本醫療保險等社會保障外，還享受到了義務教育、失業保險、就業扶持等一系列配套政策，逐步解決以往因戶籍不同造成的不平等待遇問題。
“同命不同價”問題：過去，因戶籍的差異，同為交通事故賠償卻不同，賠償金相差近一倍多，“戶改”后推行交通事故賠償“同命同價”，真正使公民基本權利落在了實處。
平等福利保障問題：從2014年1月1日開始，德清“城居醫?！迸c“新農合”并軌運行；農村低保戶和城鎮低保戶按統一標準發放；廉租房、公租房、經濟適用房等保障性住房，只要符合條件，農村居民同樣可以申請。”
核心問題二：農民與土地的捆綁，千年難解的難題
千百年來，我國的農民因利益及體制機制因素，與土地一直無法松綁，我國一直致力于土地制度改革，讓農民可以用土地換取高額補貼，擁有土地扭轉收益。
（一）土地質押——激活“死權”，變成“活錢”
成立農村綜合產權流轉交易中心：打造專為農村“三權”流轉交易的公共服務平臺，有效激活農村“沉睡”的資產，實現了農村資產資本化、農村資源市場化、農民增收多元化。以重慶市為例，合川、巴南以及長壽三個試點區級農村產權交易中心已正常運營，僅巴南區已累計組織農村產權交易5宗，交易金額386萬元，涉及農村土地面積660畝，惠及1000余戶農戶。
成立股份經濟合作社：把集體資產量化，平均分給村民，村民成為股東，年年拿分紅。以重慶奉節縣寶塔坪社區為例，集體資產總額273萬元，提取改革風險金81.9萬元，實際經營性凈資產191.1萬元，共計8392股， 709名村民以股東的身份享受真正的民主管理權，按股享受集體資產的收益分配權，成為農村集體資產實實在在的主人。
（二）土地變性——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
在符合規劃和用途管制前提下，允許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出讓、租賃、入股，實行與國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權同價。以重慶大足區為例，大足區寶頂鎮東岳村2組產業集中區110.54畝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以3856.5195萬元起拍，在3名競買人的11輪的激烈爭奪下，最后由重慶大足石刻國際旅游集團有限公司以3950萬元的價格成功競得40年土地使用權，該地塊規劃用途為商業服務設施用地，用于打造大足石刻世界文化遺產博覽園。
（三）土地互換——互換/增減掛鉤
將集體建設用地變性，置換城市建設用地指標，用于交易與增減掛，盤活存量，緩解城鎮建設用地供需矛盾。以重慶九龍坡為例，按照“城市建設用地增加與農村建設用地減少相掛鉤”的試點要求，拿出原農村宅基地的20%左右，集中興建新型農村社區，可以騰出80%左右的農村宅基地指標置換為城市建設用地，用多得的土地出讓金等收益來補貼農民購房。
（四）土地流轉——放活經營權
將經營權從承包經營權中分離，實現“兩權變三權”，通過轉包、轉讓、入股、合作、租賃、互換等方式出讓經營權，鼓勵農民將承包土地流轉。以重慶大足區為例，通過土地流轉實行適度規模集約經營后，截至2014年底，大足區共有“萬生”牌黃金梨、荷花茶等15個產品獲得綠色食品認證，古龍茶、大足黑山羊等12個產品獲得無公害農產品認證，郵橋米業獲得1個有機食品認證；冬菜、笛女酒等6個產品獲得名牌農產品認證。
核心問題三：開源之流何處取，城鎮建設永恒的難題
據國家開發銀行估算，未來3年我國城鎮化投融資資金需求量將達25萬億元，平均每年需要8萬多億元投入，約占全國全年近40萬億元固定資產投資額的20%。到2020年前中國需要至少50萬億人民幣的新投資用于城鎮建設。如何解決城鎮化建設資金問題，對我國新城鎮化進程影響至關重要。
（一）PPP模式融資建設
PPP模式的融資成本相較信托亦或融資租賃都要低，為地方政府籌措資金的首選方式之一。社會資本前期參與基礎設施項目，資金到位早，并且隨著項目的進程逐步增加基礎設施項目的資金量，進而降低項目的資產負債率，項目的每一個階段均由政府和投資人共同完成，政府分擔投資人部分的項目風險，共同參與基礎設施項目的建設和運營，形成互利的長期目標。
（二）發行項目收益債券
發行一些有現金流收入、但是需要政府一定補貼的“準公益”項目，彌補政府一般責任券規模有限缺陷，實現發行主體與地方政府債務隔離，有效防范傳統融資平臺模式帶來的財政和金融風險。例如：國家發改委2014年5月下發的文件，首次提出將推出棚戶區改造項目收益債券，即“對于具有穩定償還資金來源的棚戶區改造項目，將按照‘融資——投資建設——回收資金’封閉運行的模式，開展棚戶區改造項目收益債券試點。”
（三）完善政府資金引導，建立專項扶持基金
發揮政府財政資金的引導作用，吸引社會資本廣泛參與城鎮化建設，采取“以獎代補”、“以物抵資”、“先建后補”等形式，對由社會資本牽頭的一些基礎設施投資和公益性支出給予鼓勵、獎勵和補償。設立專項資金，從各級財政收入中按比例提取，統一管理、集中使用，用于基礎設施建設和公益性項目等領域的投入或為各類社會資金介入提供風險擔保和利潤補助，破解基礎設施建設周期長、收益低、融資難等問題。
（四）合理財政轉移支付機制，提升地方政府財政能級
建立財政轉移支付同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掛鉤機制，相應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與戶籍制度管理相匹配，在一般性轉移支付中，對常住人口超過戶籍人口的部分進行一定比例折算，提高基層政府公共服務能力和償債能力。以山東省為例：在新機制激勵下，山東相應增加外來人口較多地區的財政支出需求，支持農業轉移人口接受地提高公共服務水平。在省級財政困難縣中，棲霞外來人口最多，曾經達到43000人，去年新增標準支出需求2000萬元，為此，省財政相應增加棲霞市補助資金300萬元，90%的外來人口享受到同等市民化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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