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西化浪潮遠比過去任何一個時代來得激烈，工業化、城市化雙重擠壓下的鄉村經濟已經瀕臨崩潰的邊緣，重拾梁、晏等志士的鄉村建設理念，推進鄉村經濟建設和社會改良，實踐“美麗鄉村計劃”，推進“鄉村振興戰略”，更具有時代意義，尤其是新經濟革新瞬息萬變的當下，也將會是鄉村振興的關鍵機遇期。

一、鄉村建設運動：理想主義者的“鄉村烏托邦”

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正值民國工業化經濟高速增長的“黃金經建十年”，以梁漱溟、晏陽初為代表的中國知識分子，在全國掀起了一場規模大、時間長、波及廣的“鄉建運動”。當時在全國出現了數百個鄉村建設團體和機構，大量留學美國的博士、碩士，或國內大學的校長、教授去到農村，從事鄉村基層的具體建設。內容涉及政治改革、平民教育、科技推廣、衛生醫療、移風易俗等。在社會上引起極大反響，這段歷史被稱為“鄉村建設運動”。

“鄉村復興運動”的興起除了具有強烈的時代氣息之外，更重要的是其超前的理論基礎和完備的實踐模式。晏陽初的總結直接明了地概括了“鄉村復興運動”的本質邏輯，他把中國農民的問題歸結為：愚、貧、弱、私。鄉村建設就是通過改造鄉村的知識力、健康力、生產力、組織力，來戰勝四大頑疾。他在定縣推行的鄉村試驗，以及梁漱溟的“鄒平試驗”，都是以興辦平民教育、推廣醫療衛生、推行規模生產和改革基層管理為基本內容。可惜的是，這場引人注目的溫和改良運動持續不久就因抗戰爆發被淹沒在歷史大潮當中。但是，這場開拓性實踐的經驗卻深刻改變了中國鄉村建設的基本思維和路徑，尤其是后來在臺灣等地的成功復制，使之成為全球化下農村建設的一條難得的出路。

二、鄉村凋敝之殤：改革浪潮席卷之后的一片荒蕪

如今半個多世紀過去，伴隨改革開放以來長達數十年的經濟高速增長，在工業化、城市化的雙重擠壓下，鄉村發展反而成了光鮮的現代文明之下的暗角，史無前例的大規模城市化吸走了鄉村中的青壯年——他們既是經濟財富的創造者，也是最有活力的社會中堅力量，而將“空巢老人”和“留守兒童”的沉重負擔扔給了鄉村，該事實正是在當下中國鄉村與城市、底層與中產之間對立撕裂的本源。城市化造成囊括經濟衰敗、社會混亂、文化瓦解、空間肢解等鄉村凋敝以及諸多層面的系統性困境，成了時下日漸疏離的關于鄉村的無奈記憶。魯迅筆下描寫的那個時代的故鄉：“蒼黃的天底下，遠近橫著幾個蕭索的荒村，沒有一絲活氣”，在時下卻成了滿目瘡痍的現實。

另外，在城鄉體制性隔離的環境下，工業化驅動成了當代鄉村建設的主流，“村中廠”、“廠中村”，“田外有廠”、“廠外有田”的特征明顯。不可否認，這一模式在城鄉同處于改革初期的背景下，對于提高更為廣闊的鄉村地域的經濟活力和居民收入曾經發揮巨大作用。然而，由于其自身的劣勢——試圖在鄉村地區用低成本工業化跟城市競爭，造成鄉村特色喪失、環境污染嚴重等一系列問題，最終逐步衰落。進入工業化后期，失去了成本優勢的鄉村工業，已經不可持續。

凋敝，成為我國目前鄉村難以承受之殤。在工業化和城鎮化的雙重浪潮的沖擊下，一部分鄉村走上了與城市相近的“繁榮”發展道路，亦代表未來鄉村發展的方向，可是這樣的“繁榮”真是我們夢寐以求的“桃花源”么？而大部分鄉村則在城市的虹吸效應下沉淪，最終難逃“衰落”的命運，然而面臨這樣的“衰落”，我們只能聽之任之？

三、美麗鄉村計劃：新鄉村建設的豐滿與骨感

當下的農村凋敝雖與梁、晏時期呈現出截然不同的表征，但從本質上看，并無本質差異，無非還是解決知識力、健康力、生產力、組織力的問題，只是在現代化教育和醫療條件廣為普及的背景下，生產力即產業動力的構建顯得尤為重要。以改良、實干的辦法重拾晏、梁當年的精神遺產，以晏、梁鄉村建設思想為脈絡，探索鄉村復興是具備可能性的。讓產業下沉、讓教育平等、讓保障覆蓋、重建社會管理機制也正是新型城鎮化規劃對鄉村經濟建設的基本要求。

2013年的中央一號文件，依托于“美麗中國”理念，“美麗鄉村”的奮斗目標首次在國家層面明確提出。“美麗鄉村”建設計劃秉承和發展了“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治、管理民主”的“梁晏式”宗旨思路，并強調了對自然客觀規律、市場經濟規律、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和遵循，使鄉村建設實踐更加注重關注生態環境資源的保護和有效利用，更加關注人與自然和諧相處，更加關注農業發展方式轉變，更加關注農業功能多樣性發展，更加關注農村可持續發展，更加關注保護和傳承農業文明。

美麗鄉村計劃看起來確實“美麗”，但在操作和實施方面卻顯得十分朦朧。但總算給多年“夾縫生存”的現代鄉村，帶來了政策上和趨勢上的轉機。不管鄉村經濟還是城市經濟，正常的軌跡本應是自然衍生和市場化變遷的，政府只能引導，終究不能起決定作用，積重難返這么多年的鄉村經濟和社會，復興之路或許還是很漫長的。

四、鄉村振興戰略：新興經濟浪潮帶來的大轉機

一直以來，農村問題都是中央一號文件關注的主要課題，隨著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圍繞鄉村復興的政策和實踐已形成一股時代浪潮，十九大報告更是明確提出了“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構建現代農業產業體系、生產體系、經營體系，發展多種形式適度規模經營，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促進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

當前，隨著信息化深度發展和新一代科技革命呼之欲出，新興產業將會改變整個社會的發展邏輯，農業經濟和鄉村社會必然也在被改變的序列之內，新經濟形態和新常態結構調整將促使鄉村經濟的內涵和外延大大拓展，尤其是農村互聯網普及帶來的商業、社會、生活、資源等的對接扁平化，將在很大程度上突破鄉村發展的原有桎梏，新興經濟浪潮或許就是鄉村振興的關鍵轉機。

（一）文化再造，重現鄉村“原生態”

鄉村振興的本質，是“讓鄉村回歸鄉村”，而“讓鄉村回歸鄉村”的首要任務則是“鄉土文化的再造”。曾有學者指出“當代鄉村社會問題層出不窮且解決乏力，其根本原因就在于鄉村生活意義的被消解和鄉土文化價值的被抽空”，由此可知，再造鄉村文化，成為解決鄉村社會問題、走新型城鎮化道路的關鍵。

從文化發展的維度來看，文化是一種歷史傳承。中國的鄉村是我國數千年農耕文化的結晶，有著如此深厚的文化底蘊，中國鄉村傳統文化在城鎮化和工業化浪潮中逐步沒落，又在這一浪潮中頑強發展，看似矛盾的情況，卻是鄉村文化發展的慣性使然。鄉村文化再造是批判性地繼承，是揚棄的過程，既要傳承傳統文化、鄉村文化的精粹，也要順應時代發展潮流，自我反省自覺更新。

2011年，廣東藝術策展人歐寧和安徽大學副教授左靖，來到安徽省黃山市黟縣碧山村，以“碧山共同體”的名義，招攬世界各地的藝術家與其他業界人士，實踐“離城返鄉，回歸歷史，承接本世紀初以來的鄉村建設事業，在農村地區展開共同生活”，同時幫助村民依靠傳統技藝、科學農耕和鄉土文明實現經濟效益。雖然，這個由社會精英引導的鄉村文化再造的“鄉村烏托邦”已基本失敗了，但從中看到鄉村文化的巨大魅力和潛力。

文化再造，還得面向現代人的田園夢想和生活需求，將鄉村文化的精粹植入現代人的生活方式，才能夠有廣闊的市場。現在有很多開發商、文化企業和設計師走進鄉村，在文化上、空間上、建筑上參與鄉村再造，在保留歷史記憶的基礎上，運用現代鄉土新理念，植入新功能，從而適應現代人生活的功能需求。這樣的例子有莫干山庾村1932、無錫陽山田園東方、紅安永佳河喻畈村、蕪湖的香楓農莊、沂南縣的朱家林村等。

（二）產業升級，實現鄉村“強富美”

“讓鄉村回歸鄉村”的另一個要務是“鄉村環境的保護”，而鄉村環境的保護則有賴于鄉村產業的升級。隨著城鎮化水平的提高，鄉村的一村一品、田園景觀、優美環境越來越變成稀缺資源。鄉村依托這些優勢，應大力發展環境友好型產業，變環境資源優勢為產業發展優勢，走出一條與城市迥異的綠色發展道路。

鄉村振興，破局靠解決鄉村環境問題，出路是鄉村產業轉型升級：首先，通過發展特色種植業、引導養殖業布局、關閉污染企業等，淘汰落后產業，防止環境污染；其次，通過加大扶持力度、推廣農業科技、推進農業增效等，帶動農民生產方式轉變——變“粗放型”為“集約型”；最終，堅持以市場需求為導向，培育鄉村經濟新業態，推進一二三產融合發展，形成鄉村“第六產業”。

2017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的“田園綜合體”是實現農村新舊動能轉換的新模式，田園綜合體集循環農業、創意農業、農事體驗于一體，以空間創新帶動產業優化、鏈條延伸，將有助于實現一二三產深度融合，打造具有鮮明特色和競爭力的鄉村“第六產業”，實現現有產業及載體（農莊、農場、農業園區、農業特色小鎮等）的升級換代。

（三）資本植入，激發鄉村“新活力”

通過文化再造，找尋鄉村的“地域基因”；通過產業升級，喚醒鄉村的“美麗記憶”。充分利用文化與產業兩張牌，找到鄉村在城鎮化進程中的比較優勢，實現鄉村振興。然而，無論是文化再造，還是產業升級，都離不開資本的支持。于多數鄉村而言，僅僅依靠有限的農業資本自我積累和循環，根本無法實現鄉村振興。由于田園綜合體實現了“新田園經濟”與新型城鎮化的聯動發展，產業經營與地產運營相結合，一時間吸引了大量的社會資本。

鄉村振興，物質基礎是工商資本植入。針對目前的“資本下鄉”熱潮，國內的爭論由來已久，盡管當前官方主流已經基本認同資本下鄉，并且這一認識已在一號文件中得到體現，但在民間以及部分學者、官員中對于資本下鄉的疑慮依然普遍存在，且在實際操作中，變相地侵占農民的土地、從事房地產開發、損害農民利益的事實經常發生。但是我們若將目光投向歐美，就會看到，當年如果沒有城市資本的回流，就根本不會有之后的鄉村振興。下鄉資本本無罪，擇其善者而用之。引導多元資本植入，建立利益共享機制，才是保障村集體利益和農民利益、推動鄉村良性發展的核心之舉。

（四）平臺支撐，打造鄉村“e生活”

近年來，不管你是否意識到，“互聯網+”大潮迅速席卷各行各業，正深刻影響甚至顛覆經濟社會發展模式。其中，當人類社會最古老的地域（鄉村）和最新興的領域（互聯網）相遇，頓時火花四溢。截止2017年6月農村互聯網普及率達到34%。2016年農村網購市場規模達4823億元，同比增長36.6%。互聯網+農產品是近年來的熱門話題，目前農產品互聯網市場大約有10萬億規模。由以上數據，不難發現鄉村正在遭遇從未有過的轟轟烈烈的改變。

當務之急是需要認清所處的時代，充分依托互聯網平臺：鄉村通信設施建設先行——在全國范圍內推廣“光纖村”項目，打通寬帶進村入戶最后一公里；創新“互聯網+農業”模式——加快推進電商下鄉，鼓勵發展農村電商、農產品電商、農特微商，開發農村O2O服務平臺、農資集中采購及農機融資租賃平臺、農村旅游體驗平臺。

農村電商主要包括三個部分——工業品的下行、農產品的上行以及農村金融。隨著互聯網＋農業的新模式不斷涌現，農業電商平臺發展如火如荼，互聯網的兩大巨頭阿里巴巴和京東也開始了農村電商的布局。相信，政府和市場的雙管齊下，必將給農村發展、農業生產和農民生活帶來全方位變革，讓鄉村振興“e觸即發”。

網絡鯤江：依托互聯網平臺實現的鄉村復興

在潮州市潮安區東鳳鎮鯤江鄉，有這樣一群年輕人，他們不忍家鄉日漸衰落、鄉情日漸淡薄，由最初QQ群里聚集同鄉、微博帳號宣傳家鄉文化，到群策群力搭建“網絡鯤江”平臺，利用微博、微信、QQ群，傳播文化、推介物產、發布資訊、扶貧濟困、凝聚鄉情等。在互聯網+的時代，他們借助網絡平臺，讓鄉土文化在傳承中謀求創新，也讓深愛著的這片熱土，成為“鄉愁的安放處”。

結語

如何實現“望得見山、看得見水、記得住鄉愁”的新型城鎮化，關鍵在鄉村。在當前中國，鄉村與城市同等重要，既然不能將所有的鄉村改造成“城市”，那么就要在花大力氣打造原汁原味的“鄉村”。展望中國未來的鄉村，還需要因地制宜，探尋鄉村振興多樣而具體的實現途徑